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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2019年起江西省财政就建立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融资机制,出资2亿元作为风险代偿金,帮扶粮食加工及储备企业市场化筹集收购资金;同时,安排2亿元专项资金,用于粮食收购后保管费用补贴及贷款利息补助,确保农民卖粮“应收尽收”、企业粮款“应付尽付”。

“考古圈的团宠”

确诊病例1:毛某某,男,51岁,江苏籍,8月14日MU2070航班乘客。核酸检测结果阳性,经市级专家组会诊,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,目前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。

“我们已经妥善地处理好立法会选举及立法机关空缺的问题,大家现在必须同心抗疫,尽快恢复发展经济、改善民生的工作,让社会稳步向前。”她强调。(完)

为确保本次啤酒节的安全顺利进行,武汉市东西湖区围绕安保消防、供电通讯、食品安全、环境卫生、防疫消杀、医疗保障、交通运力等安全保障环节成立专班,明确责任分工,守住安全底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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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29日9时40分许,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陈庄村聚仙饭店宴会厅坍塌,当时有宴会在举行,数十人被困。

据介绍,台湾少数民族一共有14个族群,且都散居在台湾中部的山区,部分少数民族如泰雅人、布农人也有着和恩施土家族“女儿会”类似的习俗文化。

根据浙江省经信厅日前印发的《关于加快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》,到2022年,浙江力争绿色生产方式进一步普及,生产高效、空间集聚、资源循环利用的绿色低碳产业链建设取得明显成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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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毅夫:习近平总书记对理论和政策研究的高度重视,给了我们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极大的鼓舞。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奇迹,并不是按照西方主流的理论去制定政策而取得的。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实践已经证明,按照西方现成的理论去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都遭遇重重困难,陷于中等收入或低收入水平的陷阱。

晚清禁烟中的中医1600年,英国入侵印度,建立了东印度公司;1688年,英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,经过与法国七年争夺印度的战争,1757年,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,并于1773年、1784年颁布了《调整法》《印度法》,奠定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。其时,18世纪末期的中国,经济繁荣。当时西方市场对中国丝绸、茶叶、瓷器需求巨大,却没有与中国对等的产品。源于资本的本性和这种贸易逆差,马克思在《鸦片贸易史》一文中指出,英国人 “在印度强制种植鸦片和以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。”(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一卷801页,2012年版)开始了对中国进行“非法的鸦片贸易,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”(同上793页)。马克思还做了这样的统计:“到1816年,鸦片贸易额已将近250万美元”“1820年,偷运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5147箱,1821年达到7000箱,1824年达12639箱”“1824年到1834年的10年中,就由12639箱增加到21785箱”。1856年,英国政府对中国非法鸦片贸易所得,占到了“它财政总收入的六分之一”。鸦片,是罂粟(又称米囊花、阿芙蓉)果的提取物。公元7世纪,鸦片经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,多做佳木观赏,可加工入药,但服之有毒。所以唐代李白有诗云:“昔作芙蓉花,今为断肠草。以色事他人,能得几时好。”明朝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记载:“阿芙蓉前代罕见,近方有用者”,治泻痢、脱肛、涩肠等。对于鸦片的毒性,中医早在元代就有了明确认识,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(丹溪)就曾告诫说:“今人虚劳咳嗽,多用栗壳止咳,湿热泻痢者,用之止涩。其止病之功虽急,杀人如剑,宜深戒之。”将罂粟花果制成鸦片用于吸食,充当兴奋剂,“是十七世纪中后期从外洋传入的一种陋习”(卜宪群《中国通史·明清》)。清代后期,随着英国大量向我国非法推销鸦片,全国“从1800年到1839年的四十年里,由于鸦片走私而导致外流白银达六亿两”(卜宪群《中国通史·明清》)。鸦片吸食者,精神和肉体都遭受到极大伤害。面对鸦片泛滥,中医温病学家王士雄(孟英)在《归砚录》中用很大篇幅揭露鸦片的危害,说鸦片“始则富贵人吸之,不过自速其败亡,继则贫贱亦吸之,因而失业破家者众,而盗贼遍地矣。故余目之为妖烟也”。他列举了英国连续多年向我国走私进口鸦片数目后,痛心疾首,说:“进口之数若是之广,有心人闻之,有不为之痛哭流涕者耶?”面对清王朝实行了将近百年禁烟政策的挫折和失败,以广州和朝廷一批官员及士大夫为主,从维护朝廷经济收入出发提出了多项禁烟主张。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坚定主张全面禁烟。林则徐和中医界人士多有交往。他目睹鸦片危害,深知中医对鸦片的认识,多次上书朝廷陈述“若犹泻泻视之,是使数十年后,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,且无可充饷之银”,并受命担任“钦差大臣”主持禁烟。在此过程中,林则徐把对外禁烟,对内戒烟密切结合,与江南名医陈修园父子、何其伟等,充分运用中医温病学疫疠致病的病因病机理论和“气血津液辨证”“三焦辨证”,分析了烟毒致病的机理,先后收集、创制了戒除烟瘾的药方十多首,经过反复比较,确定了忌酸丸、扶正方和四物饮、瓜蒌汤等四首,动员包括家人在内于广州、湖南等地大力推广。如“忌酸丸”方,其组方机理充分显示了中医的优势:首先重用生附子以通经络;佐以柴胡、升麻、沉香升降气机,通透表里;用人参、黄芪补肺气;白术补脾气;陈皮、木香行气,以补中益气;再用当归、黄连、黄柏以凉血生血;同时,黄连、黄柏可克附子燥烈毒性;天麻治气血虚弱头晕;甘草合著药补中益气。如此三焦同治、寒热并用、气血两补,对烟毒内蕴、耗伤气血、累及脏腑的鸦片烟毒全面反击,同时配以烟灰使脾胃以生厌恶之感,采用合理的用药方法,扶正祛邪。坚持用药三五剂即可见效,十剂左右即可戒除。在林则徐的“戒烟断瘾方”中,“忌酸丸”是主方,“补正丸”则是辅佐方。即:先单独服用忌酸丸三五天后,每日减忌酸丸一粒,加服补正丸两粒,如此每日递减忌酸丸递增补正丸,逐渐减至不服忌酸丸,只服补正丸,十日或半月后,就可停药。四物饮和瓜汁饮,是林则徐和中医先辈鉴于“忌酸丸”“补正丸”药价昂贵而创制的简便药方,“皆费钱极少,而收效甚捷”。对于戒烟药方的使用,林则徐在给家人的信中,嘱其“速照方抄录,刊印三万纸,遣人散发乡里,庶使穷乡僻壤之地,舆台奴隶之微,苟一念知悔,无论有钱无钱,皆可立刻配合,则恶癖易除,而显戮可免矣”。这四首戒烟药方,当时即风行各地,收效甚著。林则徐逝世后,当地中医在忌酸丸原方15味药(含生附子和大烟灰)基础上,增加了杜仲、甘杞子、炒枣仁,即世称的“林十八方”。那时,面对鸦片烟毒对民族健康、百姓生命的危害,林则徐和中医前辈在抵御侵略、禁戒鸦片中的见识和担当,中医药在戒除鸦片毒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,“忌酸丸”“补正丸”,以及廉价的“四物饮”“瓜汁饮”和流传至今的“林十八方”,被视为林则徐和中医前辈对禁烟的重要贡献。中医西医的早期交流以及“中西汇通派”的有益探索卫生和健康,是人类的共同需求。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,中医药就是中外交流的重要内容。明代的郑和航海事业中,同样十分重视中医和中医药。在郑和船队,配有180多名医官、医士和药士,还有“稳婆”,即接生婆;带有大量中药材。船队每到一地,都要设帐、施诊、送药,教当地人接生。每次出海,船上都带豆子、泡豆芽,“豆芽种生”,以补充船员无青菜饮食引起的营养缺乏。而船队返航时,又带回许多药材物料,包括印尼森林的樟脑、乳香,苏门答腊火山的硫黄,以及大风子油、胡椒、丁香、豆蔻等。这些药采来后,及时在船上加工处理,药性保持得很好。郑和对这些异国草药十分重视,曾命人在南京狮子山静海寺和牛首山等地栽种培育。后来李时珍还专门到静海寺考察,以完善、充实《本草纲目》。公元1552年(明嘉靖三十一年),李时珍开始撰写《本草纲目》。第二年,葡萄牙人通过贿赂广东明朝官吏,租住澳门。1568年,澳门第一任主教卡内罗在澳门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西医教会医院——白马行医院。1582年(明万历十年),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。他撰写的《西国记法》有关人体大脑的描述,是最早传入的西方神经学。同时,利玛窦还把西方解剖学的概念带入中国,与撰著《疡科准绳》,清晰描述了人体骨骼形状、数目的明朝医家王肯堂进行过多次讨论交流。1622年,瑞士人邓玉涵来到浙江杭州,将西方《解剖学论》翻译成《泰西人身图说》和《泰西人身说概》两卷书。这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西方解剖学译著。同时,还有一些西方传教士开始研究中医,并有选择地将中医脉学、针灸学和本草学部分内容次第介绍到欧洲。从西医传入我国,先后有李鸿章、袁世凯创办的北洋医学堂和陆军医学堂,都是以西医为主,主要为清王朝的海军和陆军服务。同时,西医“服药方便”“打针入体”“外科手术”等,也一步步被一些能接触到的人所接受。这些,都为西方医学在我国日益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。西医从沿海到内地,从设诊所到办医院,从办学校到吸收留学生,从翻译医书到成立学术团体,形成了近百年与中医并存的局面。中医药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,客观具有“实践”“传承”“创新”“包容”的显著品格,对当时西医传入,以中医的“中西汇通派”为代表,并不是排斥的,而对中医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创新做了积极探索。“中西医汇通派”的主要代表是四川彭县的唐宗海(1846年—1897年);广东南海的朱沛文(约生于19世纪中叶);江苏武进的恽铁樵(1878年—1935年)和河北盐山的张锡纯(1860年—1933年)。他们素有深厚的中医学术修养和文化自信,又认真分析西医所短所长,各自都作出了有价值的学术贡献。唐宗海将中医《黄帝内经》《伤寒论》等经典与西医相互参照,著有《中西汇通医书五种》(具体包括《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》《金匮要略浅注补正》《伤寒论浅注补正》和《本草问答》)。涵盖了中医理、法、方、药各方面。他首提“中西汇通”,认为中医西医原理相通,力图证明中医并不是不科学,主张“损益乎古今”“参酌乎中外”,以求尽善尽美之医学,“不存异同之见,但求归于一是”。朱沛文在苦读中医经典的同时,也学习了西医著作,还到西医院观看人体解剖。著有《华洋脏象约簒》(又名《中西脏腑图象合篡》)。全书共三卷,分别汇集了《黄帝内经》《伤寒论》《医林改错》等中医经典中的相关论述和西医生理解剖知识、图谱,分类相互参照、逐条分析长短。如在“心脏体用说”中,朱沛文指出:“心所生者谓血,心所藏者谓神,华意甚确。惟洋医单以心主行血,而一切知觉运动,其功皆属之脑,故一切血病,华洋皆知治心;其一切神病,洋医单知治脑,岂知心为藏神之舍,脑为运动之机,缘脑由肾所生,心与肾有表里交通之义,病则相连,故凡神病者,心肾兼疗为允”(《中西脏腑图象合篡》·“心脏体用说”)。故此等等,他认为中西医之间,有可通也有可不通之处,应“通其可通,存其互异”。恽铁樵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。他在《群经见智录》中,明确提出:“今日中西医皆立于同等位置”,并阐述说:“西医之生理于解剖,《内经》之生理于气化,”“盖《内经》之五脏,非解剖之五脏,乃气化之五脏”“故《内经》之所谓心病,非既西医所谓心病”“西医之良者,能愈重病,中医治《内经》而精者,亦能愈重病,则殊途同归也”。他还提出,“如云治医学不讲解剖,即属荒谬,”那么“谓治医学不讲四时、寒暑、阴阳、胜负之理”,同样“即属荒谬”。他在《灵素商兑之可商》一书中,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,应以中医为主,“先对自己的学说了了,然后吸收他国文明”。他反对当时的“中央国医馆”统一病名“以西洋译名为准而罢旧名的做法”,指出“西洋医法以病灶定名,以细菌定名,中国则以脏腑定名,以气候定名,不可强合而为一也”。他在充分肯定《内经》的基础上,还在《伤寒论研究》中提出:“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,必能吸收西医之长,与之化和”,对中医的演进发展充满信心。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,形成了自己所主张的中西医汇通特色,即:“六经关系以《内经》形能为准,生理关系以西国书为准,各方配合变化以临床经验为准”(《伤寒论辑义》)。所以,其著作和临床都很切合实际,很受欢迎。张锡纯从自己的切身实践出发,认为西医之理,原本就包括在中医之中。他说:“年过三十始见西人书,颇喜其讲解新异多出中医外。后又十年,于医学研究功深,乃知西医新异之理,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。”只不过中医“古籍语意浑含,有赖后人阐发耳。”他还说:“吾儒生古之后,当竟古人未竟之业,而不能与古为新,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,是吾儒之罪也。”他正是怀着这样的见识和责任,从医理分析、疾病诊断、治疗用药等多方面,中西互参,深入阐发。他也以对心脑的认识为例,说:“中医谓人之神明在心,西医为谓人之神明在脑,及观《内经》,知中西之说皆函盖其中也”。还有对气血上行的认识,他说:“《内经》谓:血之余与气,并走于上,则为大厥,气反则生,气不反则死……细辨《内经》之文,原于西人脑充血之议论句句符合,此不可谓不同也。”再如,关于用药,他说:“西医用药在局部,其重在病之标也,中医用药求原因,是重在病之本也。究之标本原宜兼顾。若遇难治之症,以西药治其标,以中药治其本,则奏效必捷,而临证亦确有把握”。他还以西药阿司匹林治疗肺结核为例,认为此药对降热很有效,但“发散太过,恒伤肺阴,若兼用玄参、沙参著药以滋肺阴,则结核易愈”。以上,“中西医汇通派”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大变动中,顺应历史潮流,深怀为“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”的理想,艰辛探索,力求“与古为新”,其精神和贡献都是十分可贵的。我认为,如果就像郑和下西洋、中医先辈们的艰辛探索和西医初到中国时直接做的事情一样,中医走向世界,西医也到中国,人类生命科学的成果相互交流、相互学习、取长补短、共同发展,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从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到《共产党宣言》一再揭示的“世界交往”。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“交往”,是人的社会性、生产的社会性和人类精神交往的客观性决定的,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疾病、疫疬、鸦片等毒品,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敌人。中医药的悠久历史、深邃智慧、丰富经验,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,为维护人类社会的健康交往,所具有的优势和作出的贡献是明确的。中医药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通针对18、19世纪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,马克思曾深刻指出:“英国人在印度统治的历史,除破坏以外,恐怕就没有什么别的内容了”。“印度失掉了它的旧世界,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。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,有了一种特殊的色彩,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,同自己的全部历史,断绝了联系”(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二卷,第64—70页)。列宁则就资本扩张进一步指出:“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,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,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之中,他就不能存在与发展”(列宁:《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》)。马克思、恩格斯和列宁就资本扩张和殖民地“传统”“历史”“断绝”的论述,也同样被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医药于其中的命运所证明。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抗争,经历了深重苦难,付出了巨大代价。同时,几千年佑护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中医药,也曾一度面临被“废止”的命运。伴随着1840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,帝国主义列强对华发动了连续不断的侵略:1856年,英法联军入侵北京;1885年,中法战争爆发;1888年,英国从印度发动了第一次入侵我国西藏的战争;1894年,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;1900年,英、美、法、德、俄、日、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八国联军的侵略战争;1902年,英国发动了第二次入侵我国西藏的战争;1904—1905年间,日本和沙俄在我国东北进行战争。在这些战争中,清政府割地赔款,与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,侵略者在中国取得了关税、治外法权、传教、商船军舰内河航行、驻军、设租界地等一系列特权。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,政治腐败,民不聊生。到1931年日本进攻东北,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,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。”正是在鸦片战争之前,后来批准签署第一个不平等条约《南京条约》的清朝道光皇帝,于1822年一反历代于太医院均设针灸专科的常例,颁布了“禁针诏”。1903年,清政府制定大学堂章程,其中医科分医学和药学两类,医学科29类,药学科17类,中医中药虽列首位,但只占一类,其余均是西医西药,中医中药的比例被大大减少。进入民国时代,在北洋政府以及南京政府时期,先后又发生了两件与中医生存相关的大事。一件是1912年北洋政府召开“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”,在颁布的《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》中,完全把中医排除在医学系统之外,即近代史上著名的“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”。另一件是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“中央卫生委员会”会议,通过以余云岫等人提出的《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》为纲领的4项限制中医药的提案,即“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”。在当时,这两件事先后激起了中医界的强烈反对,中医界先辈针锋相对提出了“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”“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”等主张。面对中医界的反对和全国舆论谴责,这两件事虽然都不了了之,但“废止中医”的争论却并未停止。在当时,对中医药学,是“废医”还是“护医”,有代表性的是主张“废医”的余云岫和坚决“护医”的恽铁樵之间的争论。两人对中西医都有一定修养。恽铁樵强调,中医有自己独立的观点,要按照自己的理论去发展;中医的立足点在理论,也在临床,看好病、有疗效就有科学道理。余云岫则认为中医虽有疗效,但阴阳、五行、五运六气是虚玄之学,中医是立足于空想。这个争论逐渐发展到学术之外,成了中医存、废之争。近现代史上,国运衰败,中医药也受到很大冲击,某种程度上来说,这也是对“民族自信”“文化自信”“道路自信”的呼唤,也正是人类社会的先进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必然。新中国成立后,毛主席说:“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,应当努力发掘,加以提高。”“中药应当很好的保护与发展,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,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。”中医药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改善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:“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”“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”。在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、总体战、阻击战中,中医药早期深度介入,全程广泛参与,在防控和患者救治中,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文明是平等的、多彩的、包容的。文明的交流互鉴,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动力。中医和西医,都是在人类维护生命健康历程中创造的文明成果。这正是“中西医结合”“中西医并重”“中西药并用”指导方针的基础,也是在学术领域,对任何一门科学,任何一个学科,任何一项成果,都应正确对待的科学态度。抚今追昔,国医、国运密切相联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中,中医药必然会在守正创新、振兴发展的过程中,作出新的历史贡献。 土希斗“气”:东地中海为何难以平静【特别关注】近日,土耳其与希腊在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上争执不断,甚至有进一步上升为军事冲突之虞,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。土耳其“奥鲁齐·雷伊斯号”科考船在本国护卫舰的保护下,继续在东地中海开展地震学研究,本应于8月23日结束的任务被延期至8月27日。8月25日,土耳其国防部宣布在东地中海与盟友海军举行短期通行军事演习。另一方面,为抗议土耳其在争议海域开展勘探活动,希腊于25日与美国进行了军事演习,并于26日与塞浦路斯、法国和意大利开始了为期三天的联合军演。

图为合影留念。 刘民文 摄

新冠疫情下,确诊病例一直高居全美之首的加州又迎来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,这无疑给当地政府和民众出了道难题。因为在现在的情况下,解决救灾、防疫两个问题的举措完全相悖,如何在两者兼顾的情况下走出困局,似乎成为了一道无解的难题。就连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都发文惊呼:“灾难中的灾难!加州陷入双重危机!”文中表示,山火和疫情给当地带来规模庞大的多层次危机,给当地政府、民众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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